[彭卫鸿专栏]有关当代小说的七组关键词
1， 文学与时代
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史和心灵史，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错的。无论在哪个时代，都有自己的文学，或丰富或单调，或深刻或浅薄，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。如果我们从大的历史时期上看，这一点尤为明显。文学虽然不能说是社会和政治的晴雨表和传声筒，但它却内在地反应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和心灵的品质。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和青春气质让我们深有体会，而大跃进时期人们的精神上的狂妄和浮躁，从那些大跃进诗歌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。就小说而言，小说究其实是一个时期人们的生活、愿望和梦想的反光，时代不同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同，价值观念不同，梦想和愿望不同，小说的内容、形式、语言、风格自然也会不同，乃所谓“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”是也。小说在题材和内容上也颇有与时俱进的性质，有些故事和题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能很流行，甚至引起轰动，但到九十年代却是明日黄花，到了二十一世纪可能成为古董。有些题材可能只有在某个时代才会出现，比如网恋。不是说每个小说家都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，惟恐落后，而是说，作为一个小说家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、对当下社会的文化思潮保持一定的敏感和参与度，是必要的，也是有益的。
2， 主旋律和多元化
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作品，美国电影《拯救大兵瑞恩》、《珍珠港》就是他们地地道道的主旋律电影。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主旋律作品是不可想象的，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大国，更需要用文学来凝聚所有的力量，去参与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，主旋律作品写得好，可以振奋民心，传达民意，疏导民怨，感化民风，主旋律所涉及的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、正义和邪恶的较量等母题也是文学常写常新的主题，写好了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感情共鸣，甚至轰动一时，央视曾热播的《大雪无痕》、《亮剑》就是其中的上层之作。主旋律作品一般主题鲜明基调高昂，作家如果不在情节和人物上下工夫，就很容易犯机械化、概念化的毛病，许多主旋律作品故事情节大同小异，人物性格简单雷同，形成了某种难以摆脱的模式，制约了作家的创造力的发挥，所以有人说主旋律作品好写，但写好很难，的确如此。国家在重视主旋律的同时，更应该提倡多样化、多元化的写作，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学真正百花齐放，百舸争流，应该允许各种类型、风格、形式的作品的共存和竞争，传统的、现代的、后现代的作品都应该有它的生存空间，民间的、先锋的、通俗的作品都应该有自己的阅读市场，都有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，各自发挥着文学的多重功能，行政的过分干预反而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和繁荣发展，上一个时代我们有太多的血的教训。
3， 真实与虚构
谈小说，就不得不谈小说的真实性问题。小说固然是对生活的反映，但是小说不是生活本身。小说之所以是小说，就是因为它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。一个小说家如果太拘泥于他所看到的现实生活，认为只有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切人和事，就达到了艺术的真实，他可能会写出一篇像样的新闻稿件，而不是一篇优秀的小说。对于小说家来说，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直觉和想象力，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重铸造成一件真正的艺术品，达到比生活本身更真实的艺术真实，才是最为重要的。有些作家并没有太多的生活体验，但他有强烈的主观体验和丰富的想象力，他同样可以写出出类拔萃的小说，比如苏童的小说，很大程度上是靠想象来完成的，却具有一种令人着迷的艺术气质，对人性的解剖也颇有深度。每个作家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是不同的，巴尔扎克有巴尔扎克的真实，托尔斯泰有托尔斯泰的真实，曹雪芹有曹雪芹的真实，卡夫卡有卡夫卡的真实，所以对于作家而言，用你个人理解的方式去表现你对艺术的真实性的理解，显得尤为重要，如果仅仅是用现实或世俗的观念去理解真实，你可能会认为生活比艺术更真实，你会觉得小说实际上比生活更乏味。
4， 雅与俗
小说到底俗为好，还是雅为上，这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。在当今商业主义的时代，文学世俗化成为一个趋势。虽然有一部分作家坚持认为，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，小说应该成为家园里的模范的家长，他深沉、崇高、智慧，是真善美的化身和象征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标高，他们把写小说看成圣洁的事业，把高雅严肃深刻当作自己所追求的艺术目标，把小说写得纯而又纯，不食人间烟火，的确值得敬佩。但现在很多作家不抱这种想法了。他们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崇高，他们将自己当作凡夫俗子中的一员，他们写作的目的，已不再有那种通过小说改造社会的伟大企图，他们更多把小说当作一种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的方式，把写小说当作一种通过语言和读者交流生命体验的一种方式，认为小说无论俗雅，只要能引起读者的心灵的共鸣，就是值得一写的小说。现在大多作家不再避讳表达普通人的七情六欲，因为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更适合表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它比诗歌更具有烟火气息和世俗性质，当然能做到雅俗共赏就更好了。不过，如果作家总是唠唠叨叨那些吃喝拉撒睡之类的事情，却不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困惑和迷茫，读者也会觉得这些作家是不是太俗了？如果为了迎合读者的味口，故意媚俗，那就太没意思了。
5， 现代与后现代
九十年代以来，“后现代”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，一个作家如果还没有一些“后现代”的基本常识，似乎就有点思想“落后”的苗头了。什么是现代，什么是后现代，这是个深奥的理论问题，我们在此不妄加讨论，不过我们身边耳闻目睹的一些东西可以大体划分一下它们的特性。比如火车、飞机、大炮是现代的，而麦当劳手机电脑却是后现代的，《焦点访谈》是现代的，《快乐大本营》是后现代的，陈忠实是现代的，而周星驰是后现代的，现代性的事物是深刻的严肃的乌托邦化的，后现代的事物是浮浅的游戏的碎片化的……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混杂的时代，前现代的（农业的）、现代的（大工业的）、后现代的（信息技术的）的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，让你目不暇接眼花缭乱，作家作为思想观念最为活跃的群体，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必然会是纷繁复杂的，作家的写作姿态的不断变换也是无可厚非的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要求每个作家以同一种思想观念去思考和写作，那种大一统的思想观念绝对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，作家到底以哪种思想观念写作，最好还是由他自身来取舍。如果他是一个思想敏锐、深刻的作家的话，无论他选择哪种方式写作，都可以写出好的作品。
6， 爱与性
现在的小说不写爱情似乎不称其为小说，现在的小说如果不写性似乎就落伍了。爱与性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成为一种具有焦点式的话题，这与我们的时代有关。经过前一个时代的“非典型性”的爱与性的时期之后，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与性都变得异常复杂起来、丰富起来、暧昧起来。爱情作为万古常新的母题，每个时代的作家对它的理解都不同。有的时代爱情如同早晨的露珠一样晶莹剔透，有的时代爱情如同星辰一样散发出遥远而理想的光芒，有的时代的爱情却浑浊如同泥潭，比如西方六七十年代性解放时期。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，似乎与物质、与欲望、与性有太多的纠葛，让你疑惑到底还有没有真正的爱情的存在。爱情里面的“经济”因素引起许多作家的关注。而性，却早已不再是让作家感到难为情的写作素材了。许多作家试图从性的角度来解剖人性的奥秘，但写不好就和色情读物相伯仲了。有的作家干脆把性当作小说的卖点加以兜售，的确也能引起读者一时的兴趣，使某些思想艺术一般化的作品风行一时。性作为一个写作的材料，不是能不能写的问题，而是写什么或者怎么写的问题。写什么或怎么写，绝对有高低雅俗之分，每个作家也各有其高招，可稍不留神就会弄得个“少儿不宜”，作家有时候其实也难以把握其中的量与度。
7， 作家、读者与批评家
毫无疑问，作家写作的时候，他的头脑里面一般存在着一些明确或模糊的读者的影子，他是为他们（想象中的读者）而写作的。有些作家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他为谁写作，但他对他的读者肯定是有所期待和希望的。如果只是为自己写作，那他干脆放在自己的抽屉里，不发表好了。作家对想象中的读者的期待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导他对故事、情节、细节以及语言、风格的选择取舍。如果他将他的小说读者定位于城市市民，他的作品的市民味口肯定是不可避免的，如果他将读者定位于知识分子，他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倾向也是可以察觉的。他如果需要大量读者，他也许就会去学琼瑶或金庸，他如果需要批评家的肯定，他可能去摹仿卡夫卡或者博尔赫斯。批评家也属于读者的范畴，但他们又是一批特殊的读者，他们的味口是苛刻和挑剔的，甚至是不近人情的。批评家总喜欢前卫的、另类的、批判的、甚至西化的东西，而普通读者喜欢的是大众化的、平和的、民间的、甚至平庸的小说。批评家可能在小说中发现新的思想、新的艺术形式和新的文学的生长点，而普通读者可能喜欢的是小说中曲折的故事、动人的情节和让人流泪的细节。要一篇小说既让普通读者喜欢又让批评家青睐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，小说家其实也非常难做，自称只为自己写作显然有些矫情，为最广大的读者写作，会被人认为是媚俗从众，只为少数批评家写作，又让人感觉有故意媚雅、故作高深之嫌，且华而不实。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，我相信，有什么样的作品，就会有什么样的读者，小说是写给读者看的，批评家毕竟是少数人，他们的味口也是变化莫测的。所以，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，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，写自己最想写的小说最可靠，最踏实，而且最能让自己心满意足。
